湃书单｜澎湃新闻编辑们在读的14本书：我住长江尾

zhuyunping · 发表于 2026-8-20 07:3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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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视频刷不完，不如停下来看会书吧。”“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今年上海书展的金句不错，借来一用。

《历史缝隙里的人》
郑小悠/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6年3月版
推荐人：韩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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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小悠写了在历史缝隙里的十二位古人的十二则故事。我很幸运能在这些篇章于私家历史栏目连载时就“先睹为快”。
“以十二段被忽略的人生串联有清一代历史变迁。”或许不仅如此。或者不至于如此。
一朝一代的历史变迁，往往似垒块一样筑起一堵阐释之墙。巨石间填充的碎石，文如其义的就像这些“历史缝隙里的人”。读懂那堵墙，对于了解“历史变迁”，似乎已经足够了。缝隙间的小石子，既不容易被看见，又无关大局，挤作一团又何至于“串联”？连他们自己都需要被糯米灰浆来串联一下吧！
且看作者如何解释。“和帝王将相、巨擘豪杰不同，在历史的大多数时间里，基层官员的工作烦冗琐碎，平淡无奇——这恰恰是国泰民安、人间烟火的直接表现。”妙哉。于是我们看到了鼎革之际的小确幸、出家的诗人、能断家务事的清官、觑觎功名的做题家、菜市口的断头书生、迎驾的知县、无处可招魂的遗老……
天下大事为幕，十二则饱含人情世故、忧思喜乐的故事轮番上演了“人性的复杂与恒常”。恰似作者所述：“至于人物本身，如果遇合无时，青云无路，往往会被挤压到舞台的边角处，能做一个千人一面的龙套演员，已属十分幸运。”

《肉与灵：当社会学家化身拳击手》
【法】洛伊克·华康德/著贾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明室Lucida，2026年7月版
推荐人：龚思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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拳击一直是一项特殊的运动。尽管运动员们都会打磨自己的身体，却很少有运动像拳击那样，要求参赛者的身体成为对手的靶子。和非对抗性运动项目相比，它更为直接、暴力，危险性更高。与将个人暴露在具有挑战性自然环境的极限运动相比，它要求参赛者克服恐惧，直面另一位拳击手的挑战，后者的攻击随时可能让人受伤，甚至留下不可逆的伤害。
在众多的拳击题材电影中，我们能窥见拳手对待这项运动的态度。从《洛基》到《奎迪》，包括《愤怒的公牛》《百万美元宝贝》《斗士》……这项电影极尽刻画拳击手对于身体的雕刻，进而探讨他们的内心世界。正如本书的标题《肉与灵》所强调的，这项运动需要参赛者同时献祭自己的肉体与灵魂，方能站上拳击台。
有趣的是，作者洛伊克·华康德作为一位社会学家，通过投身拳馆训练三年的方式，去体验芝加哥拳击馆如何重塑一个人的肉体与灵魂。作者在日复一日的拳击馆训练中，通过仪式性的行为，赢得了拳馆的尊重，从而建立起自己拳击手的身份。
与作者过往的学术训练经验不同，这项运动并不仅仅要求个人在脑海中领悟、学习动作，而是通过身体的模仿和重复来掌握技术。拳击手的身体与精神不再构成对立，而是紧密地配合着。
除了这项运动本身的独特魅力之外，作者进一步讨论了拳馆在危险的芝加哥南区如何扮演着庇护所。为了躲避街头的危险，为了能挣钱摆脱糟糕的生活，南区的黑人男性来到拳馆，而这个场所的严苛规则与集体性则将他们与馆外的麻烦区隔开来。拳馆并非单纯控制身体，而是让他们通过主动接受纪律来获得一种新的身份和能力。在这个意义上，拳馆与监狱、军队极其相似，但拳击手们又对这项运动建立起宗教式的虔诚，甘愿以苦修般的方式磨砺自己的灵魂与肉体。

《生活的囚徒》
【爱尔兰】威廉·特雷弗/著亚可/译，上海译文出版社·群岛图书，2023年11月版
推荐人：顾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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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特雷弗的《被困住的人》太大部头了，先从这本比较薄的《生活的囚徒》开始吧。威廉·特雷弗被称为“爱尔兰的契诃夫”，《纽约客》评价他“可能是当代英语世界最伟大的短篇小说家”。这本《生活的囚徒》如书名所示，收录的12个短篇，讲述的都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但特雷弗以手术刀般的精准语言，剖开了日常表象下那些幽微而致命的人性褶皱。特雷弗深谙海明威的“冰山写作理论”，短小的篇幅里，展现的只是冰山一角，那深埋在水下的，让人细思极恐。比如全书开篇的《三位一体》，两个孤儿结为夫妇，寄居在没有血缘关系的叔叔篱下，图谋着叔叔的遗产，连蜜月后的第一次旅行也是叔叔出的钱。然而，旅行却出现了意外。原本叔叔为他们预订的是威尼斯之旅，他们却不知怎么地跟上了去瑞士的老年旅行团。他们担心叔叔知道后又要嘲笑他们，因为叔叔预订的是他们俩的威尼斯旅行趣闻。但是他们又无力改变这个状况。特雷弗写道：“在黑暗中，他们也没说：他们对他遗产的贪恋恰如他对他们顺从的贪恋——正是这种贪婪造就了日益牢固的三位一体。”其实，我们都是被生活困住的人，被那些不可言说或无法明说的关系、欲望、意识所困，互为囚徒与狱卒。正如本书优秀的译者在译后记里所说：“每个人都自愿或不自知地陷入命运和欲望结成的网，退一步意味着失去，进一步又伴随着代价。每个生命都在取舍间进退维谷。”

《天庾正供的重构：晚清漕运》
周健/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5年12月版
推荐人：黄晓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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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研究的是晚清漕运的终结过程。漕运是明清王朝国家的根本制度。在大一统国家内政治、经济中心分离的格局下，政府特设漕运专官，修浚运河，借此转输南北各省400余万石漕粮，“不计成本”地供应京师，以维护根本重地的稳定。时人因此称漕粮为“天庾正供”，此四字的内涵是：关系匪轻，应格外郑重，足额起运，如期解京，供京仓支放，以顾根本至计。也许是为了更好地理解漕运的本质，作者在书中还曾称这一漕运体制为“都城供应的政治经济学”，这个说法让人豁然开朗，因为我们有太多的历史记忆甚至亲身经历可以提供参照。
既然是政治经济学，那么我们就能理解漕运主要算的是政治账，而不是经济账。“维持京城粮食充裕、米价低廉，以保障根本重地的稳定，正是漕运的目的所在。”（第8页）一个简单的数据可以说明，漕运每石的成本是18两银子，而京城的市价是每石1两。造成这一荒谬状况的原因很多，作者在绪论中扼要地说明了当时的困境：
咸丰三年（1853），太平天国占领扬州、镇江，切断了运河与长江。自是年起，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北、河南漕粮因运道梗阻折银起解，不再起运米石。咸丰五年，黄河决口河南兰阳铜瓦厢，于山东张秋截断运河，夺大清河入海。黄河北徙后，挟汶水东趋，山东北运河因此失去最重要的水源，逐渐淤垫断流。受以上两重因素影响，咸丰三年至同治四年间，河运中断十余年。河运以外，道咸之交，江苏、浙江漕粮先后改行海运。然因咸丰十年太平军攻陷苏杭，两省海运也在咸同之交停运数载。咸丰十一年，清朝的河运、海运均已停运，几无漕粮解京。（11页）
冯桂芬在1861年写下了《折南漕议》的文章，建议对漕运体制做彻底的改革，也就是“天庾正供的重构”，其基本思路是运用市场化的手段，以招商采运供应京师粮食，替代成本高昂的漕运。以实现“但令市中有米，即不必官中有米”的结果。但是市场化运作从未成为清廷中央政府的考虑选项，理由有二：一是，若南漕停运，代以商运，京城的粮食供应势必面临巨大的风险，尤其是灾歉发生之时，粮食短缺、粮价腾贵乃至京师失序都可能出现；二是漕运改革意味着庞大的漕运官僚系统将成为无漕可办的冗员，这是制度变革的巨大阻力。
不过，形势比人强，随着晚清漕运积弊如滚雪球般越来越庞大，在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博弈中，也在逐渐静静地往冯桂芬建议的方向改变。作者在第一、第二章讨论了漕粮海运的情况。他认为，除了太平军兴、河道阻塞之外，财政困境也是促成海运的重要因素。因为海运经济，节省的款项可以由户部控制，也就是归属清中央财政。但是，这一做法只是调整中央与地方收入的分配格局，基层州县的负担并未减轻，其积弊甚至因为太平天国战事而放大。第三章很有意思，虽然粮食大部改为海运，但中央政府坚持以较高成本每岁河运10万石-20万石，意在维持运河通畅。作者指出，彼时晚清国家政治、经济重心已转向寻求富强，不再耗费巨款于河工、漕运等传统大政，只以补苴之策勉强维持运道通行、河运存续。那么，这每年10万石的河运漕粮，大约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了。甲午以降，清朝的财政收支平衡被长期打破，在赔款、外债的重负下，漕粮改折成为重要的变法议题，河运转而被视作靡费之蠹薮、潜在的筹款对象。经庚子八国联军之役，《辛丑条约》议定，清朝每岁再增2200余万两巨额赔款。前所未有的财政、军事危机终于迫使清政府毫不犹疑地停止了“劳费过甚”的河运，此后漕折、运费与济漕工费全数改充赔款。同光以来日益边缘化的河漕大政就此终结。（149-150页）
局势继续朝着市场化的方向转进，第四、五、六章，作者讨论了漕粮采办与招商局的兴起。其中安徽三河镇米市的形成以及招商局在三河米市的运作，成为一个很有意思的个案。简单地说就是“每岁由津局、沪局统筹天津、三河两地的市场情形完成采购，将米石存储于芜湖、镇江、天津等分局的栈房，并用轮船在以上各口岸间运输，最终统一分配湘鄂，以充两省漕粮”。（225页）甚至出现了湖南、湖北等地需要交纳的漕粮，由招商局在天津购买存储，届时以湘鄂漕粮的名义直接送京师。在这一过程中，包办漕粮的盛宣怀通过丰泰栈等商号占据了大量的市场份额，盛家连接苏州、金陵、上海、无锡、常州等地的钱庄、典当网络，以及依托轮船、航船的民营通信系统。粮食、资金与信息在江南迅捷流通，漕粮的采运也因此更有效率。当然，盛氏商业帝国也因此崛起。
甲午之后，清廷的财政危机愈发凸显，冯桂芬的建议也越来越体现其预见性。到1901年，清廷中枢决定，江浙每岁固定起运100万石，两省其余漕粮、其余各省漕粮一律改折停运，抵充庚子赔款。（316页）为什么还要保留100万石的额度呢？这是因为：
江浙州县“名为行政官，实居商贩地位”，他们借助折征采买的市场化模式办漕，可以稳定获得采办盈余。江浙督抚在少量折漕偿付赔款后，也不欲推动全漕改折，触动州县的利益，清末两省遂维持100万石的漕粮起运。（316页）
换个说法吧，每年有100万石粮食征调、仓储、运输的大项目，地方各级政府都可以在这个大单中分润。这其中的数额当然不很清楚，但作者在结语部分引用了一份光绪二十二年（1896）湖北漕粮包办合同。甲方为湖北粮道凌卿云，乙方为盛宣怀下属的商号，这份合同提到乙方包办湖北全省当年的漕粮32910石，甲方支付给乙方的采办费用中，要扣除6000两，用以支付“所有官场费用、员司薪水、仓场应酬及仓场验收委员、胥吏一切用款”。尽管合同中声明该款为凌卿云押运漕粮赴通交兑各处之打点。但江广办理采买海运，粮道并不解米北上，这实际上是凌卿云所得之好处。按照这个比例，我们大概可以估算出100万石漕粮，官员的好处费有多少。在没有现代社会大基建的情况下，我们完全可以理解，地方政府拼死也要向中央申请这种超级项目。当然，“以州县地位而行负贩职务，兼含有赌博性质者也。”及至晚清的最后数年，因为米价暴涨，这一超级项目导致地方政府巨额亏损，这是他们始料未及的。
在全书的最后，作者介绍了冯桂芬于1861年提出的南漕改折这一改革设想的结局，清廷直至1911年仍未批这个方案。然后是1912年，民国政府宣布取消漕运。按照我肤浅的、倒放电影式的理解，老天爷给了清廷半个世纪的倒计时，但是倔强的大清宁可耗尽这最后五十年，也不愿意改革。

《我住长江尾》
段志强/著，中华书局，2026年8月版
推荐人：彭珊珊
推荐语：
一部历史学家写的“种田文”。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的段志强教授，五年前从上海市区搬到崇明岛，住进一所租来的农房，开始在通勤上班之余种树种菜。段老师此前的专著《顾祠》《旧庙新神》主要在探讨晚清政治文化，他的音频节目讲述全球史、古籍与经典，这本新书却是另一幅笔墨，记录五年间春种夏长秋收冬藏的种菜日常。
读这本书收获了许多次会心一笑或开怀大笑。作者给自己的四块地分别命名，院子的主要地块叫“腹里”，“洋名我愿称之为main land”；次要地块叫“次大陆（subcontinent）”；第三块地与“次大陆”隔着几米宽的水泥通道相望，相当于“离岛（offshore island）”；最后向邻居新租的0.425亩地，“历史地位如同新大陆（new world）”。（四块地，总共500平方米；唯一需要付地租的“新大陆”，一年仅需500元！）
他写种菜的“同侪压力”，让人忍俊不禁。刚开始种菜不重视肥料，种出细弱的莴笋，邻居问：“教授！你那个长得很像莴笋，但是很细的菜是什么？”“莴笋。”然后他写道：“这次对话我将永远铭记。”后来他种出小西瓜大小的红薯，“我仿佛感到，大家终于相信我是教授了”，还引杜甫“深耕种数亩，未甚后四邻”，说如今非常理解这个“未甚后”的状态和心理。
但写着写着，就露出历史学者的底细。写《蚯蚓》，开始从翻地松土挖出蚯蚓如何让彼此惊恐写起，笔锋一转就调出《太平御览》和《逸周书·时训》，讲蚯蚓在古代为何是一种“政治动物”：隋军伐陈，南陈的蚯蚓纷纷爬出土来“用脚投票”；物候失序，蚯蚓不出预示“臣夺后命”，冬至不结预示“君政不行”——蚯蚓代表阴，象征臣下，它的反常意味着臣将不臣、倒反天罡。在《社恐天堂》中，他从邻家的院子看出沙地民居的历史，结合古典诗词、传教士的记载，以及邻居的“口述历史”、田野调查，把“四汀宅沟”这种沙地人的典型居所做了一番考证，进而延伸到沙地人的垦殖过程、长江三角洲的历史地理。
不过，就算作者遍览和农业有关的古代文献、熟知与植物有关的全球史知识，然则“这些历史知识非常好玩，十分无用”——要种好菜还得网上遍访名师，看种菜的教学视频，或是接受邻居们的指导。种的西瓜阵亡了，热心的邻居会投喂、会帮忙重启菜地的设置，归田园居的滤镜此时达到最高。到最后，种菜好像会改变人的价值观：“再读古人书，总忍不住联想，他/她种菜吗？爱种吗？总之，如今在我心目中，过去的大人物自动分成两组，一组爱种菜，一组不爱。”
周遭朋友的态度也很说明问题。全书开篇就写到，从种地开始，收到的拜年微信总是礼貌地提到对其农获的觊觎：“段教授龙年吉祥，万事如意！西红柿给我留一份。”——重点是已经蛇年了。有的朋友参观完崇明的院落，转身就去青浦也租了农家院子。
书的结尾，作者提到自己已渐渐发展出一种分身之术，工作时派其中一个“我”过江进城，忙完了回村里灵魂归窍。从城区移居岛上五年，作者的结论是“挑战没有想象得多，乐趣不比预测得少”，毕竟从崇明开车到复旦上班也就45分钟，还不用走外环。而在村里，“天宽地阔，没有多少必须要做的事”。

《五感：一种具身哲学》
【法】米歇尔·塞尔/著徐明/译，译林出版社，2026年6月版
推荐人：丁雄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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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虚拟数据与语言泡沫日益膨胀的现代社会，人类的肉身与感官正经历着一种前所未有的麻木。法国哲学家米歇尔·塞尔的经典著作《五感：一种具身哲学》，正是对这种由话语霸权所导致的麻醉状态发起的一次温柔而决绝的抵抗。这部荣获1985年法国首届“美第奇散文奖”的作品，凭借其迷宫般的诗意语言与深邃的跨学科视野，被誉为挑战智识与感知的哲学散文诗。
塞尔是当代法国最具原创性与传奇色彩的思想大师之一。他出身船员家庭，年轻时进入海军学校并担任过海军军官，后转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曾执教于美国斯坦福大学，1990年当选为法兰西学术院院士。上世纪九十年代，他甚至凭借极富魅力与感召力的电视和广播形象，成为法国家喻户晓的明星学者。他的写作风格经历了从早期严密晦涩，到中后期轻盈、抒情而通俗的转变，《五感》正处在这一风格转折的黄金时期。
在哲学史上，塞尔是一位极难归类的学者。他拒绝遵循学院派哲学中那种充斥攻击、防守与批判的敌对式竞争规则，而倾心于建立一种和谐交融的拓扑学知识图景。他以罕见的原创性，将数学、流体力学、热力学、航海史与古典文学、艺术、神话编织在一起。面对西方心物二元论传统，以及盛行的语言建构主义，塞尔高擎经验与感官的旗帜，坚定地相信存在着一个独立于人类和语言之外的客观世界。在他看来，灵魂并不寄居于大脑的某个固定点，而是闪烁在身体与自身、世界相互触碰的每一寸肌肤之上。
《五感》全书五个章节打破了传统的感官分割与等级序列，勾勒出一幅五感交融的身体图景。第一章《纱幕》聚焦触觉。塞尔以自己在一次舰船失火中完全依靠触觉摸索逃生的惊心动魄的经历开篇。他借助克吕尼博物馆的《淑女与独角兽》六幅挂毯，将皮肤视作由各种感官相互纠缠织就的“纱幕”，主张自我的触碰乃是灵魂颤动、意识诞生的原初源泉。第二章《黑箱》探讨听觉。塞尔从希腊埃庇达鲁斯剧场静谧的康复体验切入，指出声音的泛在性赋予了聆听一种穿透一切的通达力量。他猛烈批判人类喧腾的集体性语言以及当代的数据成瘾，指责话语和符号如同麻药一般使肉体麻木，进而丧失了接收自然界微弱颤动的能力。第三章《餐桌》结合味觉与嗅觉。通过对苏玳贵腐甜白酒精致品鉴的描写，塞尔反思了柏拉图式仅余僵死概念与抽象话语的干瘪宴会。他呼唤人们在缄默与时间中细细品味物质，用真正的舌头唤醒被语言麻药所沉埋的味蕾，重新通向智慧。第四章《游览》观照视觉。在这里，看不再是一种静止的旁观，而是一场保持距离的移动走访。塞尔将乡土（pagus）、页面（page）与风景（paysage）彼此联结，批判单一种植、都市规划和公式化方法对微观地理与偶成地貌的无情夷平，极力倡导拓扑学漫步所蕴藏的生机。第五章《快乐》转向对超常规感官的礼赞。这里探讨重力、热量以及肌肉负重（“我负载，故我在”）等身体辅助感官。通过在蹦床上跃动、舞蹈或重温胚胎式的游泳，肉体摆脱了语言与抽象的束缚，成为一个熠熠生辉、能够思考并接受生命喜悦的具身主体，宣告了语言的退隐与世界的复归。
翻开《五感》，就像跟随这位哲学水手，卸下语言的铠甲，投入世界波澜壮阔的海洋，去痛快地摸索、呼吸与生活。

《妩媚的忠臣：隋唐变局中的魏徵》
赵帅淇/著，中华书局，2026年7月版
推荐人：于淑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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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位青年学者的首部个人著作。作者在“后记”中表示，“如果说这本小书和前贤的同类传记有什么不一样的话，那就是笔者尝试忽略掉魏徵身上‘乡贤’‘名臣’的亮眼标签，重新从最基础的史料出发，去考察魏徵的人生轨迹和思想世界”。于多数读者而言，魏徵最有名的就是其“诤臣”的历史形象，那么，这个历史形象是如何形成的？剥开这一标签，魏徵实际上是一个怎样的人？在他成为“诤臣”之前，他的人生走过了怎样的经历，如何成了贞观之治的功臣？所谓“诤臣”，何以为“诤臣”？他与唐太宗李世民的关系如何……可以说，这本书解答了有关魏徵生前身后的全部人生轨迹，当然这也自然地涉及自北朝而至唐玄宗时期的政治史，即如作者所言，归根到底讲的还是“大历史”。
这本篇幅不长的小书，细致还原了一个真实而复杂的魏徵。所谓复杂，一方面在于魏徵的经历。他出身不显，前半生寂寂无闻，出家做过道士，深谙纵横之术，在隋唐变局之中，曾辗转于不同势力之下以谋士之姿出现，反过隋炀帝，又曾效力于李建成，劝诫李建成应对秦王李世民先下手为强……而玄武门兵变之后，他又能为李世民所用，并在贞观朝进入宰相班子，大放异彩。另一方面，魏徵作为史官参与了《隋书》的修撰过程，而后世所能看到的有关魏徵，有关唐廷政治、君臣的史书又有其当时的书写背景和立场，其间有多少人情世故、有多少避忌遮掩，要在这层叠的史书记载中剥离出那个真实的魏徵、真实的李世民，本身也是一项复杂的工作。不过，作者还是在书中让读者看到了一个个有实感的人的形象——无论是魏徵，还是唐太宗李世民，抑或书中最后提到的长孙无忌。
最后说书名“妩媚的忠臣”。“妩媚”来自李世民对魏徵的评价，因为他觉得自己不听取魏徵的谏言时，魏徵沉默不语，是在以沉默表示其态度，颇有心机。“忠臣”则是唐廷给予魏徵盖棺论定的评价——当然这也反映了皇帝的态度。李世民与魏徵这一对后世君臣之楷模，说到底，二人关系如何关键还在为君者。为君者有胸怀，便可接纳这样一位“旧敌罪臣”，为君者开明，则能广开言路，且有人敢为诤臣，但君臣毕竟是君臣，所以才有魏徵之“妩媚”，而皇帝陛下的褒贬好恶之间，既有他作为“人”的个人偏好，也有他作为一国之君的帝王心术。

《物种之眼：达尔文传》
【美】苗德岁/著，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26年1月版
推荐人：于淑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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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苗德岁先生，是因为他翻译了《物种起源》，并且有多部关于物种起源和达尔文的少儿科普作品。但讲实话，这些书我都没读过。关于达尔文和物种起源，我仅有的认识大概也是停留于青少年时期的阅读。如今读这本书，很大的动力来自孩子，在亲子阅读的过程中，有时候会选书与孩子同题阅读，给自己补补课。关于《物种之眼》，如果要说其中有什么印象深刻或者特别想单拎出来分享的，只说两点吧。
感慨于热爱的力量。没有热爱，达尔文不可能走上这样一条人生之路、事业之路。但热爱并不总是可爱的、永远鼓舞着你。达尔文的藤壶研究经历了八年，他锲而不舍，但“他经历了太多的苦难，病痛的折磨、亲人的故去，使他原本颇为枯燥的生活雪上加霜”，最初达尔文口中“我可爱的藤壶”，最终成了“我恨死藤壶啦”。但无论如何，他依然完成了这项艰苦的工作。如此时刻，在达尔文的生涯中不止这一次。为热爱受折磨，然后，还要不要继续坚持呢？某些时刻，这也是我们内心曾问过自己的问题吧。
达尔文经济优渥，不需要从事谋生的工作，还能资助研究同道。但他在决定要写一本关于蚯蚓的书时，从出版商的角度考虑，他担心：这种小众的书有没有人感兴趣，销售市场可能很小？但最终他决定写，因为“我自己对此感兴趣”！结果是，“蚯蚓之书”是一本大受欢迎的畅销书，也成为他的另一部经典之作。这本书受欢迎，一方面在于它雅俗共赏、趣味无穷，另一方面也在于这个研究对象本身——蚯蚓，“貌似是最不起眼的卑微者”，谁会研究它呢？达尔文做了这个研究，而且研究了它四十年，他认为“卑微是伟大的基础”。作者在这里提到，达尔文早期的重要地质学研究成果之一是研究珊瑚虫造礁、建岛的“功业”，而“蚯蚓之书”是其最后一部作品。达尔文走过世界，看花看草看动物，俯仰天地之间，探寻造物主之奥秘，依然始终对“卑微者”抱持着兴趣、关注与敬意。读至此，又怎么能不对达尔文心生敬意呢！
苗德岁先生文笔晓畅、叙事生动，在书中呈现了丰富的细节，同时提供了很多相关学术史上的讨论和八卦，有趣也有信息量。而且，这本书的排版印刷、图片注释也都很用心，摊开来就给人以很好的感受。适逢上海书展，我想无论是青少年还是大朋友，只要对此话题感兴趣，那就看看这本书吧。

《西塔：一个东北街区中的空间、国家与日常》
宋念申/著，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2026年8月版
推荐人：钟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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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塔，是沈阳市和平区的一个小街区，本书写的就是这处微小社会空间1643年到2010年代将近四个世纪的变迁。作者将这380多年的时间分成几个时段，分别聚焦不同的历史主题：盛京（沈阳）如何成为清代藏传佛教中心之一、喇嘛的故事、刺杀张作霖与京奉铁路系统、沈阳在日占时期的旅游业、朝鲜人在西塔的生命故事以及西塔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的转型。皇帝、僧侣、军人、商贾、移民、工人与普通市民的经历，通过宗教、铁路、民族等有机地串连成一部鲜活的微观史。《西塔》并不是一部简单的地方传记，作者野心很大：“书写西塔长时段的历史，就是力图将东亚近代历史上一些宏大的主题呈现在一个微观空间中；或者用相反的视角看，也是理解一个微观空间如何参与制造宏大历史主题的过程。”从书中可以看到，西塔不断被个人、家庭、社会群体、国家自下而上地塑造着，国家与日常生活共同构筑了西塔社区的空间意义。

《羞辱政治：一部近现代史》
【德】乌特·弗雷弗特/著潘璐/译，上海书店出版社·也人，2026年7月版
推荐人：朱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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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基本的人类情感，羞辱（或者说羞耻感）无疑在个人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同时也在社会和国家的运转中作为一种或隐或显的动力机制发挥着作用。但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从早年的家庭环境，到学校、职场乃至线上线下的各种社会空间，羞辱如何渗透、嵌套、流转在我们内心和外在世界的各层系统之中？羞辱政治能否随文明的发展被消除或至少得到改良？德国历史学家乌特·弗雷弗特在《羞辱政治》一书中尝试回答的正是这些与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的问题。
现代社会给人一种自相矛盾的印象，一方面保护人的名誉和尊严似乎是现代社会的应有之义，但另一方面，尽管英国1837年废除了作为一种古老的惩戒手段的耻辱柱，但时至今日，象征意义上的耻辱柱仍然大行其道。对此，弗雷弗特指出，名誉和尊严观念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兴起让公开侮辱的做法变得令人不齿，这一趋势肇始于国家机构，而后缓慢延伸到学校和家庭当中。与此同时，媒体（尤其是互联网），成为公开羞辱的新的行为人和平台，而政治民粹主义的兴起使得羞辱这一武器在公共舞台上变得越来越锋利。书中的论述翔实而生动，例如写到十九世纪流行的育儿指南普遍建议家长通过羞辱和暴力让孩子变得听话和温顺时，举的其中一个例子是1865年一名神父在家庭年鉴中记录了对孩子的第一次体罚，“我的艾格尼丝第一次挨打，六下”，这个四个月大的孩子的母亲则对此非常不满，“真的过早！”到了二十世纪，关于抚养和教育的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任何对儿童意志的暴力影响都是不可接受的”这一理论开始流行，而真正落到实践则还要晚得多。在校园中，过去表现不佳的学生会在全班同学面前被嘲笑，而如今这种教育手段已经被视为老套的做法，但同学之间的霸凌现象却没有消失，尤其是在青春期，渴望获得认同却不得不面对公开羞辱的青年人常常会自尊心受损。关于互联网上的大规模羞辱现象，弗雷弗特认为侮辱和羞辱总是和权力有关，而行使权力的诉求和获得他人认可的愿望有关，因此如果作为观众的公众不为羞辱和欺凌他人者提供认可和掌声，他们很快就会失去羞辱他人的欲望。她还提到存在互联网羞辱平台和类似的电视节目，一些人为了得到关注和认可愿意接受任何羞辱，自愿以耻辱换取成名，对此社会无法阻止，但在羞耻被暴力榨取时必须进行干预。正如结论这一章的标题“没有结束”指出的，虽然“羞耻结束了”这句口号在女性主义运动中变得家喻户晓，但只要人还生活在群体之中，羞辱或许会改头换面，却永远不会走向结束。

《隐士的餐桌：〈山家清供〉里的山野滋味》
林卫辉/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广雅，2026年7月版
推荐人：林柳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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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士的餐桌》是一部别开生面的饮食文化随笔。作者林卫辉以南宋林洪的《山家清供》为筋络，融合现代科学知识与历史考证，在烟火气中织出了一幅宋代隐士的精神图景。书中一百零四道菜，每一道都不只是食材与技法的排列组合。青精饭里有杜甫的落魄，豆粥中藏着光武帝的饥寒，傍林鲜煨出的竹笋香气里，飘着文同与苏轼表兄弟的竹林情谊。林卫辉的目光越过灶台，落在围坐餐桌的那些人身上：他们归隐山林，却放不下家国；他们追求清雅，却难掩心底的忧愤。这本菜谱分明是一部隐士的“人谱”。
最动人的是书中挥之不去的悲凉底色。林洪们借美食寄寓“隐隐作痛的家国情怀”，就像雪夜里煨芋的那簇火光，微弱，却固执地照亮着一个时代的黄昏。读了才知道，真正的“清供”，不是山野蔬食的寡淡，而是在无可挽回的历史中，以一餐一饭守护尊严的那份倔强。

《制造全球MBA：商业文化和文化生意》
【美】安德鲁·欧塔/著廖越/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薄荷实验，2026年6月版
推荐人：杨小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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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类学家安德鲁·欧塔"潜入"美国顶尖商学院，用近十年的田野调查揭示了MBA教育如何将人类学本应严肃对待的“文化”，改造为一种可操作、可变现的管理工具。
欧塔真正关心的不是商学院教了什么知识，而是它在生产一种人，一种具备当代全球资本主义运作所需气质、直觉和认知习惯的人。MBA项目培养的不只是技能，更是一种新自由主义式的主体性：灵活、适应力强，能在信息不全时迅速做出判断。
书中对商学院“压缩教学法”的细致描述证明了这一点。学生在高强度案例研讨和短期海外考察中学到的，从来不是理解文化的复杂性，而是一套应对不确定性的“够用就好”的文化直觉。案例研讨、模块化课程，说到底是在训练一种时间感知和决策反射，把学生打磨成能迅速将复杂现实打包成可处理问题的人。
“过剩”是贯穿全书的另一个关键词。文化的多样性、现实的复杂性、人的潜力，都是超出理性计算的“剩余”。资本主义并不打算消灭这种过剩，而是发展出一整套技术（案例教学法、文化维度模型、仪表盘工具）去驯化它，从中榨取价值。这一逻辑最典型地体现在文化差异的重新定义上：传统认知中，文化差异是跨国管理的障碍，属于需要规避的“风险”；而商学院借助霍夫斯泰德模型、CAGE框架这类仪表盘式工具，把这种障碍转译为“商机”，于是“社会公益创业”“金字塔底层市场”之类的商业叙事随之而生。资本主义不再压制或回避文化差异，而是主动把它纳入商业模型，实现对“多样性”本身的资本化。MBA教育要做的，正是训练学生把这些过剩——不管是文化差异、人才潜能，还是新兴市场的不确定性——转化为市场能够吸纳的资源。作者敏锐地指出，这一过程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生产知识与主体性的缩影。
这套认知范式并非凭空而来。冷战时期，理解“文化他者”服务于地区研究和国家安全议程；冷战结束后，同一套知识生产逻辑被商学院挪用、包装，变成服务于跨国企业扩张的管理工具。人类学曾经用来理解异质文化的概念资源，如今成了全球资本积累的认知基础设施。
全书没有停留在批判层面，而是呈现了商学院教育者与学生的具体困境：如何在有限时间内培养出能应对真实世界复杂性的管理者。这种“部分回答”的诚实姿态，让本书超越了简单的道德评判，成为理解全球资本主义如何塑造精英认知方式的重要文本。

《制造天才：斯蒂芬·霍金的三个身体》
【法】埃莱娜·米亚莱/著潘涛/译，浙江大学出版社·启真馆，2026年3月版
推荐人：臧继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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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从这本书的意译书名“制造天才”，还是从直译书名“霍金有限公司”（Hawking Incorporated）中，都可以感受到解构霍金天才科学家形象的意味，当然问题本身比我们想象得更为复杂。书名中“斯蒂芬·霍金的三个身体”指的是集体化的自然身体、自然化的集体身体和作为卢卡斯数学教授的神圣身体。
“某某有限公司”在我们这个时代可以套用到很多公众人物身上，往往大众只能看到作为核心的个体，却看不到背后的“公司”。不过当本书作者在用一整本书的内容探讨“霍金有限公司”之时，还是有所区别的。她挑战的是大家对于科学、理性和天才的想象。
作者讲道，在通常的印象中，“斯蒂芬·霍金展现了一种孤独天才的神话般的形象……霍金已然成为一个支配我们对科学的理解的意识形态的象征……他和社会世界的脱离，就是他完整性的象征”。她试图用霍金的案例来表明：“科学知识并非（只是）理性个体头脑的产物，而是一个高度社会性和物质性的过程。在这方面，科学并未有别于其他形式的实践：科学是一种置于社会、物质、历史中的生活形式。”而我觉得这本书超越科学史的意义在于，它用一个“极端”的案例提醒世人，不要盲目迷信个体的绝对力量，也不要轻易试图将自己隔绝于世界。即使天才也需要处于各种连接中才能有所成，而无所不能的神永远只是人类热衷进行的想象。

《中国艺术史》（全三卷）
陈滞冬/著，新星出版社，2025年10月版
推荐人：方晓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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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知道陈滞冬先生是因为一本薄薄的小书《嵇康之死》，却不知道他以一人之力写完了如此体量的三卷本《中国艺术史》。陈先生少时即师从陈子庄（石壶）学习国画，后师晏济元，曾出版《陈滞冬画集》《秋月春风：陈滞冬工笔花鸟画》等画册。作为画家、书法家，他也有着扎实的古典文学功底，对考古、古建筑、雕塑等也多有涉猎研究，孜孜钻研艺术史数十年之久，从这个角度来说，他用四年多时间完成这样一部中国艺术史又并不令人意外。
陈先生坦言，中国的艺术创造活动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文化历史变迁，所分布的地理范围宽袤广远，所使用的物质材料门类众多，所触及的文化心理深入周致，所创造的艺术形式宏丽优雅，其艺术上所取得的高度成就及其历史文化背景的复杂曲折，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无与伦比的。希望以一本书的篇幅来对中国艺术历史的成就展开全面而洞彻幽微的描述，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但是，对其历史过程和审美理念变迁的大略线索进行一些精细勾勒，以期获得整体清晰同时又在关键之点不失精微的历史印象，却是值得一试的工作。
陈先生在该书前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在古代中国，并没有近现代西方社会中高雅艺术与手工艺之间人为界定的明显分野，艺术的理念自然地渗入各种造型活动中。那些自古以来更多依靠专业技能、体力劳作和众人协作生产的艺术形式，与后来兴起并主要存在于上层阶级之中的个人化艺术形式在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甚至在基本理念和创作原则上更是息息相通。也就是说，古代中国的雕塑品、陶瓷器、青铜器、丝织品、漆器、打制金银器、雕版印刷品乃至家具制作等日常生活中实际使用的由手工艺、手工技术、手工生产的物品，在最根本的创造原则和最高级的表现形态上，与知识阶层所特别钟意的书法与绘画创作所遵循的基本理念并无太大不同，而且在底层逻辑上还是款曲相通、血肉相连的。在古代中国社会中，也许正是没有‘艺术’这样的文化概念的限制，艺术理念并没有被局囿在一个狭窄的范围内发展，而是如泠泉泻地一般，透彻地浸润、滋养、培育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各种人造器物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这也正是现代人在观看中国古物时，总能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地感受到其间存在由造型和色彩所表达的艺术内涵的原因所在。”
由此，在谈到马王堆帛画时，陈先生写道：“在造型艺术中使用线条来勾勒物象、表达体感，甚至创造韵律，这是中国艺术最重要的特征。这一特征在绘画（包括线刻、浅浮雕等利用二维平面进行造型的艺术活动）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线条在中国造型艺术中出现很早，新石器时代彩陶图案就是以粗细不同的线条和色彩块面结合而绘制的。这种线与面结合的技法，在其他造型活动（比如青铜器表面图案、玉雕、早期文字等）中也被频繁使用。……我们在汉墓帛画中至少可以辨别出三种类型的线条：其一是用作人物勾勒的细线，这种线条用笔严谨而周到，节奏舒缓、雍容、细腻，起止粗细一致，有极高的精细度；其二是运笔迅速的粗线，这种线条节奏较快，运动感强，行笔较重，收笔处往往有出锋，主要用于勾勒各种神怪动物形象；其三是直而平匀的直线，用于各种建筑和器物等无生命的物象。这三种不同类型线条的交织和对比，构成了帛画画面整体结构的基础，也为进一步赋色界定了范围。汉墓帛画中所表现出来的绘画技巧，显示出最具中国绘画特征的勾勒填彩技术——运用富于运动感的线条来创造形象，并依据线条勾勒出的物象框架来赋色的独特技巧——在公元前二世纪就已经发展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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