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起40多年前那次“重走长征路”，张援远的记忆依然清晰。
1984年，33岁的张援远还是外交部翻译室的一名三等秘书。那一年，他受命担任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重走长征路的首席翻译。彼时的索尔兹伯里已经76岁，装着心脏起搏器，身体状况并不理想，却执意要沿着中国工农红军走过的路线，完成自己惦念了40多年的长征之行。1985年，《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出版。
张援远没有想到，这项他此前不太了解的“外事翻译任务”，会成为他外交生涯中最难忘、也最重要的一段经历。“到了这个岁数了，一说到长征，我还是心潮澎湃。”后来担任过中国驻新西兰大使、驻比利时大使的张援远说，陪同索尔兹伯里重走长征路，对他个人成长和外交职业生涯的影响，“是没有什么能够超越的”。
“昨天是索尔兹伯里逝世33周年的忌日。”7月6日上午，接受中国外文局亚太传播中心采访的张援远对这位结下深厚友谊的老朋友非常怀念。
7月6日，张援远在北京接受中国外文局亚太传播中心采访。
一个“活儿”，成为一生难忘的经历
1984年3月，张援远开始接触索尔兹伯里重走长征路项目。此前，他在外交部翻译室工作近两年，主要承担外国领导人访华的会谈、会见翻译任务，很少接待记者和作家。不过，由于他曾在驻外使领馆工作4年，外事经验相对灵活，又曾接待过美国作家白修德，领导认为他适合承担这项任务。
这次采访一部分在北京，一部分在江西、贵州、云南、四川、甘肃、陕西等地。在北京主要采访老一辈领导人、老红军、党史军史专家；去外地则是沿着当年中央红军长征路线实地寻访。从4月2日离京开始，采访团整整经历74天。回到北京后，又采访了几位中央领导同志。前后算下来，索尔兹伯里在中国停留了100多天。
“我们管这种翻译任务叫做‘活儿’。”对张援远来说，这是一个高强度的“活儿”，也成为他一生最难忘的经历。
这次任务中，他被迫迅速补课，学习党史、军史、人物关系、地名沿革和长征中的重大事件。那些采访对象本身，就是一部部活的历史。杨成武、萧华等老同志，以及大量党史军史专家，都曾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重要足迹。年轻的张援远坐在他们与索尔兹伯里之间，不仅要听懂、译准，更要尽可能理解话语背后的历史逻辑。
第一次见到索尔兹伯里，张援远并不知道他的身体状况。后来朝夕相处，他才发现，这位老人每天要吃大量药物，身体随时可能出问题。但最先给张援远留下深刻印象的，不是他的病弱，而是他的专业气质。
“他给人的印象是个非常严肃的专业人士，他的眼睛非常厉害。”张援远说，第一次见到索尔兹伯里时，就对他的知识储备和想法感到惊讶：这个人脑子里怎么装得下这么多东西？
索尔兹伯里对中国怀有长久兴趣，对长征更有近乎执拗的向往。他早年读过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又在二战时期与斯诺相识。斯诺曾说，总有一天会有人写出长征这一史诗般远征的全貌。索尔兹伯里把这句话记在心里，认为这件事“该由我来做”。
只是，由于二战后的国际形势，他的愿望迟迟无法实现。直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索尔兹伯里才第一次来到中国，但他采访长征的想法未能实现。直到1983年，他接到中国方面电话，问他是否仍然对长征感兴趣。
“他说，如果不去，我这辈子就算白过了。”张援远回忆。这一次，索尔兹伯里不再只是远远眺望中国革命的历史，而是要走进它发生的现场。
索尔兹伯里（左四）一行在采访途中（资料图翻拍）。
从试探到互信
陪同索尔兹伯里并不轻松。
张援远坦言，最初双方并非天然互信。索尔兹伯里清楚，张援远是中国外交部派出的翻译。他最担心的是，如果采访中听到了有价值的素材，翻译会不会出于立场问题或其他顾虑而“隐藏掉”？因此，他特意请来美国“中国通”谢伟思同行。
谢伟思出生在中国，早年曾去延安，与中国老一代领导人有过密切接触。他中文好，熟悉中国国情，也肩负着索尔兹伯给他的特殊任务：观察张援远是否能够胜任，是否值得信任。
“他是受索尔兹伯里之托，考察我、考验我，最后说服索尔兹伯里认可我的人。”张援远说。
互信不是一天建立的。在重走长征路的途中，张援远每天还要做一项具体工作：给索尔兹伯里结账。索尔兹伯里坚持全程自费，无论住招待所、吃粗茶淡饭，还是交通住宿，都要付钱。
正是在这些日复一日的琐碎交流中，双方关系逐渐拉近。张援远会谈到自己一岁多的孩子，索尔兹伯里夫妇也会谈到他们的子女和孙辈。工作关系之外，他们之间的信任一点点建立起来。
这一路的条件，在今天看来难以想象，许多地方交通不便，住宿简陋，饮食和卫生条件更是艰苦。为了让索尔兹伯里夫妇洗澡，地方同志用大锅烧水，再抬到房间里倒进木盆。
索尔兹伯里一行在采访途中与中方人员“围桌座谈”（资料图翻拍）。
有一次在贵州一个县城，索尔兹伯里悄悄请张援远帮忙买一瓶“发泡的酒”。后来张援远才知道，那天是索尔兹伯里与夫人夏洛特结婚20周年纪念日，也是夏洛特的生日。最终买到的并不是真正的香槟，但瓶塞打开、冒出泡沫时，索尔兹伯里非常高兴，夏洛特也十分感动。
艰苦条件没有影响索尔兹伯里的工作强度。白天一路采访，晚上回到住处，他还要用打字机整理当天材料。张援远常常已经睡下，半梦半醒间仍能听见隔壁“啪啪”的打字声。
真正的考验发生在金沙江畔。
那是一次极其艰苦的行程。索尔兹伯里身体透支，突然病倒。张援远走进房间时，看到老人躺在床上，眼睛已经没有光彩。他对张援远说：“张啊，完了，我完了，我的长征也完了。”
张援远至今回想仍感到后怕，“万一他在那儿躺倒了，怎么办？”中方想尽办法安排救治、转运、联络。医生、外办、警卫、车辆等各方面力量迅速行动。后来，索尔兹伯里终于脱离危险，继续走完长征路。
在采访过程中，索尔兹伯里始终坚持一个原则：必须到现场，必须见亲历者，必须追问细节。
地方上最初为采访团安排了舒适的小轿车。索尔兹伯里认为长征采访需要一路讨论、一路提问，必须改成面包车。只有这样，同行人员、地方干部、专家和翻译才能坐在一起，随时展开“车上座谈”。
在吴起镇，他不断说“great”
历经艰险，一行人最终抵达吴起镇。
张援远说，那一刻，对索尔兹伯里来说，确实是“圆梦”。经过一路风波、疾病和困难，他们终于走到长征结束的地方。索尔兹伯里心情激动，不断用“great（伟大）”来形容眼前的一切。
在陕北吴起镇，索尔兹伯里与秦兴汉各拿一把当年红军用过的大刀合影，这张照片被用作为《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英文版封面。
在那里，他与同行的时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副馆长秦兴汉合影。两人各拿一把当年红军用过的大刀。秦兴汉穿着军装，索尔兹伯里满头白发。这张照片后来成为《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英文版封面。
但张援远没有完全放松。他知道，走完路线只是完成了素材采集，真正的成果——那本书——还没有写出来。索尔兹伯里会怎么写？写成什么样？这些问题仍然悬而未决。
事实证明，成书过程同样艰难。
索尔兹伯里回到美国后，很快开始写作。1984年八九月起，他陆续将书稿寄给张援远。为了避免基本史料出现严重误差，张援远曾建议索尔兹伯里写出草稿后发给中方参考。索尔兹伯里最终接受了这一建议。
书稿寄来后，首先要由外交部翻译室译成中文，再交由党史、军史专家审阅。专家意见形成后，又要由张援远译成英文，逐条反馈给索尔兹伯里。
张援远与索尔兹伯里就《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书稿进行的通信。
“他给我的信不下100封。”张援远说，有的信只有四五行，有的则围绕某个问题反复讨论。张援远回信往往五六页、七八页，密密麻麻，标明书稿第几页第几行，再附上中方修改建议。
在没有电脑、没有电子邮件的年代，这是一项极其繁重的工作。张援远回忆，那一年左右的时间，他几乎没有再做传统意义上的外事翻译，而是把大量精力投入书稿翻译、审读意见整理和中英文往返沟通中。
1985年10月，《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在美国出版，立即引起轰动，很快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出版。《时代》周刊的编者按写道：“长征这样史诗般的事件可能有助于说明共产党中国领导人的品格。”
“这本书引发世界关注，一方面是因为索尔兹伯里的笔力非常厉害，会讲故事；另一方面也和当时的国际形势有关，包括中国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张援远说。
永远的长征精神
索尔兹伯里对长征的兴趣，并不止于历史。
他曾对张援远说，自己之所以关注长征，一是因为长征本身令人着迷，没有人会对这样的事件没有兴趣；二是因为他注意到，那些参加长征、经历长征并从中走向成功的领导人，正在领导中国新的长征。他说，写完“老长征”之后，还想写一本“新长征”。
在张援远看来，这正是索尔兹伯里的敏锐之处。他不只是要讲述一段过去的历史，而是试图把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与改革开放后正在发生的中国变化联系起来。对中国而言，让这样一位“能写、会写、对中国友好但又有自身立场”的外国作家观察中国、书写中国，是一件幸运的事。
张援远的随行工作日记。
在重走长征的路上，索尔兹伯里、夏洛特和谢伟思每天晚饭前常常凑在一起喝一杯，讨论当天见闻。张援远有时也参加他们的讨论，并把有关情况向秦兴汉汇报，秦兴汉再提出意见，由张援远转达。事实上，双方每天都在共同研究长征。
谢伟思从小在中国长大，亲眼见过旧中国的贫弱和黑暗。他曾对索尔兹伯里夫妇说，如果你们知道当时中国是什么样子，就会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中国人要反抗，为什么牺牲那么多人仍然坚持斗争。
很可惜，索尔兹伯里在1993年去世，写“新长征”愿望没能实现。但陪伴他走过长征路的那个心脏起搏器捐赠给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年轻时，张援远对长征的理解也曾比较朴素：红军战士不怕死、不怕牺牲。但随着多年工作、学习和思考，他越来越意识到，长征远比这种理解深刻。在他看来，长征是一支队伍、一个政党、一个民族在求生存、求发展道路上所能承受的最艰巨考验，中国共产党人承受住了这个考验。
张援远（左）在中国驻美大使馆工作期间，与索尔兹伯里的合影。
“许多外国人了解长征后，会产生一种震撼：这样一个党、这样一支军队、这样一群人民，怎么可能被战胜呢？”张援远说。
长征胜利90年后，中国正在新的长征路上继续前行。对张援远而言，1984年那次“活儿”早已不只是一次翻译任务，而是一堂持续40多年的历史课、外交课和人生课。
这条路上，他见证了一位美国老人如何冒着生命风险追寻中国革命的答案，也见证了中国如何以开放姿态面对世界的追问；他把长征故事翻译给外国人听，也在岁月沉淀中重新读懂长征本身。
撰文：徐豪 金知晓
摄影：顾思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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