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日上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党委书记、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雷晓燕教授致开幕辞，对与会嘉宾和学者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随后，大会进入为期三天的主旨演讲与分会场报告环节。本届研讨会共安排五场主旨演讲，分别由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John Giles教授、马里兰大学蔡婧教授、伦敦大学学院Morten O. Ravn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Alberto Salvo教授和密歇根大学Basit Zafar教授担任主讲人。五位学者分别从发展政策实践、企业市场准入、货币与财政政策互动、环境教育与绿色行为、劳动力市场歧视等角度，展现了当代经济学研究的前沿动态与政策关怀。 主旨演讲一：发展研究如何连接政策实践与知识创新
7月3日上午，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John Giles教授发表了题为The Role of Research in Development Projects and Policy的主旨演讲，由雷晓燕教授主持。
Giles教授围绕发展研究如何连接学术探索与政策实践展开系统论述。他指出，世界银行研究部门在全球发展中承担多重角色：建设系统性的微观和宏观数据库，在项目设计阶段提供研究支持，通过影响评估检验发展项目的实际效果，并总结已有经验为长期政策制定提供参考。他特别强调了探索性研究（Blue Sky Research）的重要意义，认为虽然这类研究不直接对应某一具体政策项目，但能够帮助研究者理解人力资本形成、劳动力市场变化、小企业发展等长期发展机制，为未来政策创新提供基础。
在全球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方面，Giles教授聚焦学习危机和就业危机两大议题，援引世界银行的研究指出，2022年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约70%的10岁儿童无法阅读简单文本，全球学习贫困问题依然严峻。在就业领域，发展中国家的核心挑战不仅体现为青年失业率，更在于就业质量不足，大量劳动者集中于缺少技能积累机会和社会保障的非正规部门。
Giles教授还重点介绍了世界银行在塞内加尔开展的传统学徒制改革项目（PEJA）。该项目通过师傅技术培训、教学能力培训、商业技能培训以及面向学徒的识字培训和社会情感能力培养等综合干预，采用随机实验方法评估政策效果。研究结果显示，项目在学徒留存、商业技能提升以及工作坊经营能力改善方面产生了积极影响。但他同时强调，研究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评价政策效果，更在于帮助研究者理解发展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制度约束和现实挑战。他在总结中指出，发展研究不仅需要回答“政策是否有效”，还需要进一步解释“为什么有效”“在哪些条件下有效”以及“实施过程中面临哪些约束”。 主旨演讲二：市场准入如何塑造企业成长
7月4日上午，伦敦大学学院（UCL）经济学教授Morten O. Ravn发表题为Monetary-Fiscal Policy Interactions（Brothers in Arms ） 的主旨演讲，由赵波教授主持。
Ravn教授的演讲从Sargent-Wallace（1981）的经典框架出发，指出通胀的决定取决于货币当局与财政当局在政策博弈中的主导地位。然而，近年来全球通胀飙升、债务融资的国防开支以及地缘政治紧张等一系列事件，使货币-财政互动重新回到宏观经济稳定性的中心舞台。他指出，传统代表性个体新凯恩斯模型（RANK）的核心假设——李嘉图等价——与调查证据、消费反应和总量数据均不一致，并提出了HANK-OLG模型作为替代框架，在标准新凯恩斯经济中引入有限时间视域，使政府债务成为私人部门的净财富。
Ravn教授将全文核心浓缩为五个结论。第一，在HANK-OLG模型中，财政与货币政策的确定性边界紧密耦合，财政反应系数的阈值取决于央行反应系数，反之亦然。第二，Taylor原理在该框架下既不是确定性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这对货币经济学教科书构成了颠覆性挑战。第三，财政赤字冲击通过债务-需求-通胀-债务的正反馈环获得内生持续性，而鹰派的货币政策虽然短期压制通胀，却可能通过推高利息支出使通胀更加持久。第四，长期债务的存在通过资本利得通道让央行政策回到“正统”的货币传导机制。第五，该框架对2020-2023年的全球通胀提供了非FTPL解读：财政本身的期限选择就能解释通胀。Ravn教授在演讲尾声强调，高债务国家需要更协调的货币-财政组合，而不是更分裂的政策安排。 主旨演讲四：环境教育能否塑造公众绿色偏好？
7月4日下午，新加坡国立大学经济学系教授Alberto Salvo发表了题为Citizens Value Clean Production: Evidence from a Seven-Round Education Panel（and Some Related Work ） 的主旨演讲，由徐晋涛教授主持。
Salvo教授围绕公众环境偏好的形成机制以及教育和信息干预如何促进绿色行为这一核心问题，介绍了其团队在交通出行、食品消费、新能源汽车推广和企业商务航空出行等领域开展的一系列随机对照实验。在交通出行领域，团队通过持续十五周的个人碳排放反馈实验发现，持续的信息反馈不仅提高了受试者对环境问题的关注程度，也促使他们减少高碳出行方式，同时增强了对绿色公共政策的支持。
演讲的核心报告聚焦电动公交推广实验。研究团队在新加坡设计了包含七轮教育干预的大规模随机对照实验，通过视频教育持续向处理组传递电动公交的环境效益信息。研究发现，接受教育的居民在环境认知评价上显著优于对照组。在支付意愿方面，基于离散选择实验的估计结果显示，接受教育后居民对电动公交的支付意愿显著提高，平均每次乘车愿意额外支付约10美分，相当于票价的约10%。更为关键的是，利用公交刷卡行政数据的验证表明，接受教育的居民乘坐电动公交的概率提高了约6个百分点，相对于实验前增加约60%，且这种效果在实验结束后二十余周仍保持稳定。
Salvo教授的研究通过认知评价、支付意愿和真实行为三类证据，较为完整地验证了环境教育塑造公众偏好的全过程，系统证明了教育能够促进公众从“知道”走向“相信”，再进一步走向“行动”，为理解公众如何支持绿色转型提供了新的经济学解释框架。 主旨演讲五：预期歧视与专业选择中的性别差距
7月5日上午，密歇根大学Reuben Kempf经济学讲席教授、NBER研究员、Economic Journal执行主编Basit Zafar发表了题为Anticipated Discrimination and Major Choice的主旨演讲，由黄益平教授主持。
Zafar教授首先指出一个全球性的教育悖论：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女性获得大学学位的比例已超过男性，但在STEM及商科/经济学领域的比例仍远低于男性，而这些领域的毕业生收入通常高出15%至30%。已有研究表明能力差异无法解释这一现象，现有文献多将原因归结为偏好差异。Zafar教授提出了一个被长期忽视的解释——预期歧视（Anticipated Discrimination）：如果女性预期自己在某些领域将遭受歧视，即便有兴趣也可能被迫放弃，歧视在劳动者进入职场之前就已扭曲其人力资本投资决策。
研究团队利用美国一所大型公立大学约4万名本科生的成绩单数据发现两个关键事实：在能力分布的各区间，女性选择STEM专业的概率都显著低于男性，差距在中低能力区间尤为悬殊；而在选择STEM的学生中，女性GPA普遍高于男性。基于信号传递与统计歧视模型，研究揭示了预期歧视使女性更少进入STEM，而留在STEM的女性则通过“过度投资”获得更高的GPA。
通过对约2000名低年级学生的问卷调查，研究团队验证了模型的核心假设：约87%的受访者认为女性在STEM领域更可能面临歧视，约70%的女性受访者预期在STEM领域薪资将低于同等能力的男性。综合估算显示，如果消除预期歧视的影响，STEM领域的性别差距可缩小约30%。值得注意的是，将在校生预期与毕业生的实际职场经历对比后发现，学生系统性地高估了STEM相对于非STEM领域的歧视程度。Zafar教授在总结中指出，无论信念是否准确，它本身就在影响行为，因此通过信息干预矫正信念有可能成为缩小性别差距的有效手段。
发表于 2026-7-14 18:50: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