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期刊：下一次经济危机可能源自中国！因为中国东西便宜 ...

lizy323 · 发表于昨天 20:19

作为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现任主席、奥巴马时期的美国贸易代表，弗罗曼的身份决定了他的表态不会只是学术讨论。

访谈开场，主持人先把话题引向了伊朗。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此前公开表态，说美方准备好对伊朗施加"前所未有的经济压力"。具体是什么内容还没有公开细节，主持人请弗罗曼先做一个判断——这是否意味着美伊之间实打实的军事冲突会随之降温？
弗罗曼的回答比较克制，他说，具体条款还要等美方披露，但从目前放出的风声来看，相关讨论已经涉及重新强化对伊朗的封锁，进一步限制石油和其他产品从波斯湾运出，同时对伊朗本身以及购买伊朗石油的第三方追加制裁。

他强调，经济压力升级并不必然意味着军事层面的动作会同步降温，这两条线在他看来是可以并行的。顺着这个话题，弗罗曼把美国总统眼下的处境概括为三个都不算好的选项。
第一个选项，是在经济和军事层面同时升级，直接接管霍尔木兹海峡，把伊朗的能源生命线彻底掐住。这条路的问题在于代价太高，无论是财政上、军事上还是外交上，都不是一件说做就做的事。
第二个选项，是主动妥协，回到此前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美方从对伊朗的施压中撤回，停止威胁，停止针对或者支持以色列打击真主党的相关行动，并释放此前被冻结的资产。
第三个选项则是延续目前这种反复升级又反复降级的僵持状态，视外交和军事领域的进展而每周作出微调。弗罗曼直言，眼下确实没有什么好选项，但从美国政治的惯性来看，强化经济制裁加军事施压，仍是美国总统很可能会走的一条路径。

那么，这套经济压力真的能奏效吗？弗罗曼在这一点上没有回避疑问。
他说，常规制裁一轮接一轮地推出，伊朗已经展示出足够强的承受能力，愿意扛住痛苦继续沿着既定路径走下去。
真正的关键在于，如果能够把封锁做到长期而且有效，伊朗最终可能被迫关闭部分油井——石油这种东西的采出和维护是一项极其昂贵、破坏性极强的工程，一旦停产，日后想要恢复生产会非常困难。
美方在过去从未推行过如此程度、如此时长的封锁，因此没人能确定这套做法是否真能改变伊朗的战略走向。

弗罗曼补充说，伊朗革命卫队大量的收入来自石油部门，如果这一收入被真正切断，理论上有可能在伊朗政府内部制造分歧，尤其是革命卫队和其他派系之间的裂缝，从而在长时间之后改变伊朗上谈判桌时的姿态。

第一个变量，是全球对中国出口的容忍度正在快速下降，过去几年，从欧洲到东南亚、从拉美到中东，越来越多的经济体开始担心中国工业品的低价冲击本地制造业。
一个能说明问题的细节是，一位在柏林郊区盖房子的德国老人最近把自家院子的木栅栏拆了，换成了一排从中国进口的光伏板，理由简单粗暴——比木头还便宜。这类微观场景在欧洲并不孤立，它意味着中国制造已经渗透到了海外普通家庭的日常修修补补里。
对这些国家的政府和产业界来说，短期的便宜是消费者的福利，长期看却直接压制了它们发展本国制造业的空间。于是保护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快速抬头，加税、反补贴调查、市场准入限制一个接一个。

第二个变量，是一个非常朴素的算术问题，弗罗曼说，当中国只占全球经济10%的时候，其出口大幅超过全球贸易增速尚可承受；但今天的中国已经占全球经济的25%，占全球制造业的30%，并且正朝着45%的比例迈进。
在电动汽车这样的特定领域，中国的产能几乎已经等于全球需求的60%，甚至更高。数字摆在那里——中国汽车总产能大约五千五百万辆，而全球电动车今年的需求撑死也就两千三百万辆。
在这种规模下，如果中国继续以远远超出全球需求的速度出口，这套模式就是不可持续的。可以预见的画面是，市场一个接一个地关上门，需求跟不上，中国国内那些以微利甚至负利润在硬撑的企业会开始崩塌。
顺着这个逻辑，弗罗曼进一步把视角拉到了中国自身。他指出，这一进程会直接冲击中国本身的经济增速。
2025年中国货物贸易顺差已经冲到大约1.2万亿美元，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进入2026年后势头没有减弱，头几个月顺差同比又扩了两成多。这些数字漂亮，但另一面是海外抵制越来越强、企业利润越来越薄。
而当中国经济增长受到冲击，所有依赖中国的国家也会随之被波及。中国是众多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头号贸易伙伴，一旦中国这块需求下降，这些国家很难独善其身，而它们普遍还背负着相当沉重的美元债务。
所有这些因素叠加，就凑齐了一场全球金融危机的原料——中国经济战略开始自我坍塌，全球需求受到冲击，与中国有大量贸易往来的经济体开始感受到痛，最后美国很可能被迫承担托底或者兜底的角色。访谈中，主持人接了一句现实感很强的话。

他提到当天《华尔街日报》的头条新闻标题是"没有足够的船只来处理中国激增的汽车出口"，意思是这个故事虽然大家已经在讲，但情况可能正在向更极端的方向演进。弗罗曼顺势把话题引向了中国的应对。
他说，中国当局对这些问题是清楚知晓的。
美国和其他国家在过去二十年里一直在敦促中国改革经济结构，从投资和出口驱动，转向以国内需求为主导的增长模式，并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体系，让普通消费者不必把大约50%的收入用于储蓄。

问题所在众所周知，解决方案在纸面上也众所周知。
真正的难点在于，出口过剩制造业产能是中国反复回归的一套"惯用剧本"，因为过去几十年这套剧本运作得非常成功——从家电到手机，再到光伏、锂电、新能源车，中国新能源车能做到万元级别的入门售价，靠的也不是补贴堆出来的假繁荣，而是从锂矿到电池、从电机到整车的一整套产业链自我压价的能力。
这个剧本本身没有出错，但可能正在耗尽它的施展空间。正如访谈中所提到的，中国需要找到另一个能够替代的支柱产业。

房地产行业曾经蓬勃发展、膨胀成泡沫，如今已经进入漫长的收缩期，而要找到另一个能像出口那样驱动中国经济的产业并不容易。人工智能可以承担一部分角色，中国确实在人工智能以及生物科技领域投入巨资，或许也把这些领域看作一条"逃生通道"。
然而弗罗曼指出，人工智能并不是那种能够吸纳大量中国人口就业、能够像出口目前那样贡献大约30%经济增长的产业类型。它可以拉动利润率，可以支撑估值，但很难替代传统制造业在就业和外汇上的分量。

对中国来说，这套判断中当然有情绪化和政治化的成分，尤其是把"便宜"直接翻译成"危机导火索"的说法，很难让人心平气和地接受。
但抛开立场，几个硬数字并不好回避，风险敞口的确实实在在地摆在了那里。
弗罗曼给出的路径其实也没什么新意——收储蓄、提消费、修社保、让老百姓愿意花钱。老办法为什么迟迟难以落地，才是这场讨论真正值得追问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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