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大学，该松松绑了
9月10日是第42个教师节。借着这个属于教育工作者的节日，我们今天来聊聊当下高等教育领域里一个越发引人关注的真实困境——越来越多的青年博士，正困在“毕业即失业”或是“入职即内卷”的围城里，活成了人们口中“放不下身段又脱不下长衫”的当代孔乙己。不少人抱着先进入高校再说的想法，选择了“非升即走”的聘用制度，却又不得不从此陷入没完没了的项目申请、论文指标考核里，连教学的精力都要被各类科研任务挤占，忙忙碌碌好几年，最后若没能达标，还是要面临被迫离开的结局。他们一边顶着家庭的压力，一边顶着“高学历找不到工作”的舆论争议，进退两难。
在今天这个属于教育工作者的节日里，我们也希望从沉重中探讨出一些希望，中国教育，该松松绑了。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韩笑鹏
这几天，大家估计都被武汉大学那份长达86页的举报PDF给刷屏了。
事情起因是两个小姑娘实名举报自己的亲生父亲与其当年的女学生。这位男主角可不是一般人，曾是武大的教授、人事部长，后来高升到安徽大学当了副校长；女主角则是他带出来的得意门生，不到三十岁就评上了武大的正教授、博导，顶着各种青年科学家的光环。
很多人吃瓜，主要盯着里面狗血的婚外情、动漫情侣头像、家庭撕扯。但说实话，这事儿真正让人后背发凉的，根本不是下三路的八卦，而是那86页材料里撕开的冰山一角：多篇顶级期刊论文的核心实验，涉嫌是实验室其他牛马学生干的；论文由导师一手代写包装，女当事人连进实验室都少，却稳稳挂上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连学生那点可怜的劳务费都被强制截留，甚至涉嫌套取国家上千万的科研经费。导师手里握着通天的权力，硬是能把一个年轻学生一路保送成顶尖学术新星，中途没有任何刹车机制能够拦得住。
其实只要稍微留心一下就会发现，最近几年，大学里这种匪夷所思的烂事儿简直扎堆冒出来。
前阵子，有个从北航退学的博士“耿同学”，掀起了一场学术打假风暴，连着扒出了好几篇发表在世界顶级期刊《自然》上的重磅论文，里面的涉案学者不少都是知名大学的院长、杰青。更搞笑的是，那些顶刊论文里的数据造假，粗糙到连基本的随机波动都懒得编，直接在图表里复制粘贴、改规律，连中学生看一眼都能看出猫腻。我所在城市某医科大学教授发表的“子宫内膜异位症”相关论文中大量实验样本居然是男人，更是让我对医生都产生了信任危机。
理工科在数据上“放卫星”，文科也没闲着。青年作家蒋方舟和著名作家贾平凹的女儿贾浅浅，前不久双双因为论文抄袭、学术不端，被高校正式撤销了硕士学位，贾浅浅的副教授职称也跟着打了水漂。贾浅浅发表的那些所谓学术论文，连大书法家“米芾”都能给写成“米蒂”。可就是这样漏洞百出的成果，当年居然顺顺当当地过了评审，评上了重点大学副教授，在高校文学圈盘踞多年。
很多人看完新闻第一反应就是叹气：现在的学者怎么一点师德都没有了？学术圈怎么烂成这样了？
但把问题全推给人品，其实是把复杂问题给想简单了。大学里从来不缺聪明人，当年考上名校、读到博士的，哪个不是万里挑一的做题家？可为什么一群智商最高的人凑在一起，不仅没搞出多少震撼世界的重大创新，反而折腾出一地鸡毛的造假、分赃、裙带和内卷？
这就不得不聊聊我们科研体制底层那套运转了几十年的核心逻辑了。
要看懂大学科研体系的病根，大家不妨读一读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周飞舟老师当年的一篇经典论文。周飞舟老师提出了一个非常深刻的概念，叫“高度集权下的分权锦标赛”。
这句话听着学术，其实用老百姓的大白话翻译过来，就是一套“分包竞赛”的游戏规则。
什么叫高度集权？就是最核心的资源分配权被牢牢攥在上级手里。在高校体系里，教育和科技部门掌控着一切命根子：哪所大学能进“双一流”，哪个学科能评A+，哪个实验室能挂上国家重点，几百上千万的重大科研经费给谁，长江学者、杰青这些含金量极高的人才帽子发给谁，全部由顶层拍板。
那什么又叫分权锦标赛呢？就是虽然最高权力在上头，但干活和竞争全部分包给下面，让大家在同一个跑道上百米冲刺。大学之间要争排名、争拨款、争生源、争仕途，就必须在全国高校锦标赛里往死里卷。
这个机制为我国高教大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我们的大学排名、论文数量等等有了质的飞跃，这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但万事万物有利必有弊，这个机制容易出现两个问题：
第一个，叫“层层加码”。
顶层可能只是定了一个宏观的发展目标，但这个指标分包到大学校长手里，校长为了政绩，必须把任务翻倍压给各个学院的院长。院长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和学院的资源，又把指标再翻一倍，直接甩到了最底层的青年教师和博士生头上。
这就是为什么国内大学普遍搞起了从国外生搬硬套过来的“非升即走”。早年间欧美搞终身教职，初衷其实是给学者一个免受饥寒交迫的保护伞，让人家从容坐冷板凳。但最近连哈佛大学的资深教授都在撰文反思：这套考核制度在西方本土早就异化成了“淘汰天才、保护平庸”的机器。因为六年预聘期要考核方方面面，但凡特立独行、专啃高难度硬骨头的天才，往往因为周期长、出文章慢、性格孤傲，极容易因为一两个短板被体制干掉；反倒是那些善于跟风主流、八面玲珑、各方面平庸但挑不出错的人，最容易顺顺当当拿到铁饭碗。
而到了我们这里，再加上锦标赛的动员机制，直接变成了超级加倍的大锅乱炖。某些学校按十倍甚至几十倍的比例招博士后和青年科研人员进蓄水池，给每个人套上一个紧箍咒：三年必须拿下国家基金，六年必须发满几篇顶级期刊论文，完不成直接卷铺盖走人。
第二个，叫“学术放卫星”与“合谋捂盖子”。
这就回到了周飞舟老师的论述：在锦标赛体制下，大家都盯着用单一指标论英雄。当年是工业以钢为纲，农业以粮为纲，今天的大学是以论文为纲、以课题为纲。
可问题是，真正的重大科学突破、原创理论创新，历来遵循科学自身的规律，需要漫长的积淀，甚至需要容忍九十九次的失败。老一辈学者更是提出过“双冷主义”——做足冷板凳，吃够冷猪肉（指甘受冷落几十年写出对后世真正有影响的传世之作）。但锦标赛的考核讲的是“传世太久，只问三年”，三年交卷，交不出成果，你就失业。这种情势下，我们的论文数量暴增，但也面临产能过剩的问题，真正高质量的成果比例不高，社科方面，甚至网民造出的概念和话题，如工业党、小粉红、入关学、内卷，其现实解释力和影响力都远超那些“科研成果”。
这时候，对所有人来说最划算的“理性选择”是什么？就是搞学术大跃进，甚至干脆“放卫星”，至于教育学生，就得靠边站了。我的一位学长曾经语重心长地跟我说“一切与评职称无关的都是浪费时间。”但是，过于关注职称，那就很难称职了。
理工科搞科研，那就拼命找西方热门赛道，用现成的模型和仪器，带着一群博士生日夜倒班灌水；实在做不出来，把数据调一调、修修图、搞点手脚，把“亩产万斤”的顶刊论文给憋出来。
更荒唐的是，这种锦标赛式的考核与单一教条的标准，早就已不单单是在985的象牙塔里折腾了。现在的局面是：上至985名校，下到地方高职，甚至连中小学、幼儿园老师，全都被赶上了“卷科研、写论文、申项目”这一条独木桥。
试想，一个在幼儿园一线带班的幼师，每天最大的职责本来是把孩子们照顾好，教文明习惯，带做游戏，给哭闹的孩子擦鼻涕喂饭，结果到了评定中级、高级职称的时候，非得硬着头皮写什么“学前教育理论创新”的学术论文，去申报什么“省市级教育科研课题”。一个在高等职业技术学院里教数控机床、教汽车发动机维修的实操师傅，哪怕车铣刨磨的手艺再出神入化，哪怕带出来的技校徒弟还没毕业就被各大制造大厂抢购一空，在学校考核里也是个抬不起头的“落后分子”——因为你科研不行，没发过核心期刊，没拿到过纵向课题，职称直接一票否决。
从研究相对论的高校教授，到大专教焊工机修的师傅，再到教育照顾孩子的幼教，所有人的职业尊严和生存前途，全被强行绑在“发论文、抢项目、算工分”这一把机械死板的尺子上。这种评价标准的极端单一，造成了极其惨烈的千军万马挤独木桥。
可这根独木桥到底有多窄？如果说顶尖学者还能靠着帽子和人脉在圈子里呼风唤雨，那真正被逼到绝境的，是金字塔底层数以百万计的普通高校教师和博士生。
这就催生了当代中国大学最魔幻的两道风景线：一道叫“花钱买论文”，另一道叫“贷款搞横向”。
在人文社科领域，无论是高校普通老师评职称、非升即走续聘，还是博士生想拿到学位毕业，头上都悬着一把绝对的尚方宝剑——必须在中文核心期刊、尤其是南京大学评定的CSSCI期刊（俗称“C刊”）上发表论文。
但现实是什么？全国现在有几十万社科老师和博士嗷嗷待哺，而全国正规的C刊总共才区区几百本，每本期刊一年能刊登的篇幅极其有限。更令人绝望的是，这些极其稀缺的版面资源，有一部分早就被学术圈内部的大佬、学阀和编辑部的人情网络瓜分得七七八八。学者要想在上面发文章，要么看作者本人的名头和帽子，要么看是不是某个学术泰斗的关门弟子，要么就是期刊之间相互勾兑互相挂名。我博士期间曾经找一位教授推荐论文发表，那位教授说，我只能确保让编辑看一眼你的文章，如果不花钱找中介或者找资深学者推荐，很多时候青年博士的论文连被看一眼的可能性都很小。
可考核期是不等人的，发不出来，博士就延毕甚至被退学，青年教师就得卷铺盖走人。
怎么办？为了活命，一条庞大的灰色买卖产业链应运而生。既然靠正经投稿排不上队，那就只能“花钱买路”。不少期刊的版面费动辄几万元。多少寒门博士，把每个月可怜的助学金、兼职打工攒下的血汗钱，甚至找父母借钱，拱手送给中介，只为了在C刊的角落里买下个豆腐块版面。普通年轻老师更是为了凑够评职称的论文数，自掏腰包花钱买作者署名、买版面。学术研究本该是天下最神圣的事业，到头来却被逼成赤裸的明码标价买卖。
如果说买论文只是文科和基础学科的生存挣扎，那老师们被逼出来的“自费科研”、“贷款搞横向”，其荒诞程度更是足以让人下巴脱臼。
所谓“横向课题”，原本是指大学老师受企业委托，帮企业攻克实际生产中的技术难题，企业出钱资助，老师提供方案，本是产学研结合的好事。但在这场高校锦标赛里，某些学校为了“申硕、升大学、冲排名”，盲目给各个学院强行摊派横向经费指标，规定普通专任教师一年必须给学校拉回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企业横向经费，否则年终考核直接不及格，绩效扣光，职称一票否决。
可那些教大学英语、高等数学公共课的普通老师，或者平时根本不认识什么大老板的年轻教师，上哪儿去找企业平白无故给自己打几十万经费？
在高压面前，中国知识分子展现出了令人心酸的“创造力”——自掏腰包借钱贷款搞横向。
很多年轻老师被逼得没办法，只能自己去银行办个人消费贷，或者四处向亲戚朋友借钱，拿着自己的血汗钱去找中介或者相熟的企业“演双簧”。具体怎么操作呢？老师自己把十万、二十万真金白银转给中介或皮包公司，公司扣下一两成的手续费，然后再以“委托科研合作”的名义，把这笔钱作为“企业研发资金”打进学校的公对公账户。
学校看到这笔钱进账，喜笑颜开地给这位老师在考核表上记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同时按照财务规定，心安理得地从中扣走“管理费”。剩下的那点钱，老师再想方设法找各种发票，一点点从科研账户里报销出来还贷款。
很多大学老师私下自嘲：全世界大概只有中国高校的老师，能干出“贷款上班、自费打工给学校冲政绩”的千古奇观。自己背着一身银行利息，给中介交保护费，给学校交管理费，只为保住自己每月几千块的微薄薪水，换一个勉强在体制内继续苟延残喘的资格。
在这一套既残酷又荒诞的绞肉机体制下，出现最近新闻中那些事就不奇怪，可悲的是知识生产体系的败坏。
更致命的是，一旦有人造假，高校内部的学术委员会和领导层天然倾向于“捂盖子”。为什么？因为大家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如果承认顶刊造假，学校在下一轮全国学科锦标赛里就要被扣分，重点实验室就可能被摘牌，招生拨款全受影响。所以面对实名举报，学校第一反应往往不是查真相，而是私下找举报人公关删帖，逼得举报人只能在网上发长文自爆。
对于普通学者更残酷的现实，是整个人才金字塔底部已经塞得连转个身都困难了。
给大家看一组触目惊心的数据：去年全国在读的博士生已经达到了75万人，如果把累计在读和毕业的加在一起，总数已经冲到了148万人，这还没算每年大批回国的海外博士。
现在全国存栏的驴总共才120万头左右。也就是说，在我们这个社会上，博士比驴还要多。
7月6日，教育部发布《202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全国共招收研究生143.85万人，在学研究生429.95万人，毕业研究生116.65万人。与2024年相比，博士招生首次突破20万大关，毕业博士首次突破10万，硕士招生突破120万，毕业硕士首次突破100万。
这么庞大的博士人才，未来到底去哪儿呢？
这里就不得不介绍我的人大校友李原同学提出的“卷学定律”。
世间万物，但凡门槛不算特别高、只要普通人咬咬牙死磕努力就能摸得到的标的，就一定会以极快的速度跌进内卷的深渊。而很多人只看到了内卷会把利润卷没了，却从来没意识到：内卷最凶狠的地方，在于它会把被卷的标的彻底变成负资产。
什么叫负资产？就是持有这个东西，非但不能挣钱，反而变成一个甩不掉的大麻烦。就像2021年砸下重金接盘学区房的人，熬到现在，首付跌没了，租金连月下滑，挂牌几年根本卖不出去。房子本质上已经不是资产，而是成了倒欠银行的巨额负债，每个月省吃俭用，是在为一个实际上已经不值钱的空壳支付巨额利息。
博士学历，现在就正在全面滑向这种负资产。
一个人从本科读到博士毕业，往往三十好几。年纪一大，对起薪的心理预期居高不下，又有成家立业的压力；更惨的是，在学校里熬了五六年甚至七八年，天天被导师差遣着改格式、灌水发无用论文，根本没有接触过工业界一线的真技术。
企业一算账：我花大价钱雇一个满脑子僵化理论、不能打硬仗的三十多岁博士，图啥？还不如直接去名牌高中或者本科招个十八九岁、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从头培养。省下近十年大好青春用来磨练核心业务，十年后这年轻人早成了带兵打仗的技术骨干，不比在象牙塔里卷到秃头的博士好用得多？
到最后，博士文凭不仅帮不了你找工作，反而成了一个沉重的标签，成了你高不成低不就、被企业嫌弃的负累。
紧接着，就会触发“卷学第二定律”：当持有一个资格会带来亏损时，跟它绑定的利益就会被强制解绑。
以学区房为例。当家长发现，为了一个入学名额，要忍受上百万的资产缩水。于是，有钱有资源的家庭迅速掉头转向顶级私立名校，学区房直接从入学资格中解绑，变成一地鸡毛。
学历也是同样的道理。当博士不再能兑现好前途的时候，有背景、有资源的聪明人早就绕开这条赛道了。他们会利用人脉走各种人才通道、特殊引荐，甚至直接发明新的游戏规则。
最后，寒门学子好不容易拿到博士文凭，抬头却发现，前路早已人满为患，门槛早就被换掉了。
这番景象，在中国历史上其实早就上演过不止一次。
清朝在嘉庆、道光之后，朝廷的“捐纳”（花钱买官衔）开始大规模泛滥，甚至在财政并不紧缺的时候就逐步压过了正途科举。原因极其现实：清朝初年，全国进士极少，考中举人就足够放外任当知县了；可到了嘉道年间，读书人越来越多，官缺却只有那么多。当科举这条路拥堵到连中举、考进士都不管用的时候，社会的自发调节机制就是换赛道——稍微有点家底的，不如干脆花钱去捐个官衔。
到了清朝末年，像张之洞这种本身靠科举做到封疆大吏的顶层人物，反而成了废除科举最坚决的推手。因为他们身处高位，早已看透：科举这条旧马路早就堵死了，与其让全天下的读书人继续在里面死耗，不如干脆废了科举，改办新式大学堂，重新开辟一条新赛道。
只可惜，在那个时代大转型中，那些耗费了一生心血在八股文里死卷、缺乏任何现实生存技能的底层读书人，再也没有机会回头了。他们最终脱不下长衫，也做不了体力活，变成了鲁迅笔下那个穷困潦倒、在咸亨酒店里算计茴香豆四种写法的孔乙己。 头痛医头 切 没有硬杠杠，腐败更严重，成果更稀少。 怎么松绑？ 一针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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